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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下文学 www.bxwxx.com,重生宋末之山河动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
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,不外乎接受、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。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,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。南宋前期,对王学以及洛学,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,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。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,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,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,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。

    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、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,并不是截然对立,相互排斥的。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,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,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,在讲功利,讲利欲时,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,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。

    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,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,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,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。于是,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“帝王师”的士大夫学者。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,彻底碾碎了其“外王”梦后,还可以退出庙堂,疏离政坛,闲居不仕,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。

    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。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等人,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、笺注,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,讲明义理,认为仁、义、忠、信不离乎心,本源于理,正心、诚意、修身为为学之本,必须以《易》为宗,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体,以孔、孟为法,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。

    南宋书院的勃兴,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,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,也就步入传播阶段,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。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,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,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,便于自由讲授,自由研讨。因此,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,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。

    而南宋的理学,形成不同的学派。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,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。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,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。

    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,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,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。讲学人可慕名聘请,或书院主持人自讲,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。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、论辩。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,在书院授徒讲学,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,为书院树立了威信,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。

    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,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。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、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,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,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,对南宋书院的勃兴,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    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,扩大了书院的影响,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。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,以扩大影响,又促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,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。而在政治环境逆转、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,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。

    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,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,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。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,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,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,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。

    赵昺认为士人阶层上书言事,关心时事,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,但是也并非如想象般的那样完美。因为其中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,他们有些上书言事,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,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。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:“外有强敌的压迫,最主要的事务,就是富国强兵,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。”

    他心中此时也有了些谱,当前的祸根,其实与高宗皇帝不无关系。其在内外交困之下,为了减少麻烦和省钱,对兴办官学采取消极态度,对太学生采用高压管制政策,鼓励民间兴办书院。当时也许是无奈之举,但是在赵昺看来其实是玩脱了,放弃了占领舆论阵地,任由各种学说百花齐放,使得主流思想上产生了混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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