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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一次,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《进策》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,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,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。当时,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《字说》一书,王安石高兴地说:“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不足而写,如‘坡’、‘笃’两字,明明是会意,许公竟解作形声。吾以为认为‘坡’者,土之皮也;‘笃’者,以竹鞭马也……”
不过到了徽宗年,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,将苏轼定为大反派,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、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,私藏者论罪。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,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,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,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,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,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。
“陛下,苏、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,相互排斥、相互贬低。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,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,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,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,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。”文天祥听了回答道。
“文相所言不错。在政见方面,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,一代忠臣,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,性命危在旦夕,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,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: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终使得苏轼被释放,免于一死”。谢枋得言道,“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、学问及超人见解、办事果断等,非常佩服,曾称王安石所撰的《英宗实录》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。”
“元丰八年神宗驾崩,哲宗继位,旧党复辟,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,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。次年,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,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,悲愤离世。时年苏轼已回朝,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,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:瑰玮之文,足以藻饰万物;卓绝万物,足以风动四方。”……
“他们尽管政见不同,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,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,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,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,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、相互理解,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,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!”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,表明他们已经和解,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。
“是啊,能在新、旧两党之争中,不畏个人荣辱、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,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。”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。
“文相少饮一些,勿要再说前朝之事!”谢翱听了吃了一惊,这打击面太大了,尤其是皇帝还在跟前,说出这种话来大为不妥,急忙按下他的酒杯轻声道。
“为何不让吾言?吾说的不对吗?”文天祥拨开谢翱的手道。
“陛下,文相醉了,还请勿怪!”谢翱赶紧向皇帝施礼道。
“朕以为文相所言不错,正是这些君子毁了大宋,造成今日之局面!”赵昺将酒杯一顿道。
“陛下……”小皇帝的话如此激进,让众人都觉的不可思议,甚至是不可思议,文天祥的酒好像都醒了,惊讶道。
“陛下,当年除了苏、王二人外,参与其中的司马光、范仲淹以及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皆是名家,人人皆可称为君子,陛下一言概之恐为不妥!”谢枋得正色道。
“君直先生,今日席上之言权作私下之言,即不涉及朝政,也非意气之争,只做观点之辩,下了此船朕便皆不认帐,诸君所言朕也从未听说过,这也算君子之约吧!”赵昺想想言道,然后将杯中酒喝尽,杯子掷于江中,以示自己所言非虚。
“好,就依陛下之意!”其他三人听了相互看看齐声道,也学着陛下的样子将酒喝尽,杯子掷于江中。
“朕以为我朝朝堂之乱应是起于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,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;进而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,亦有了朋党之说,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,导致朝中两党分庭抗礼;而后的熙宁变法,新旧两党争斗达到高潮,朝政不断,至此朝野再无宁日。其中又有谁可称为君子之党呢?”赵昺反问道。
“陛下所言不虚,彼时吕夷简为相,其久居中书二十年,其当朝日久,权势太重,官员任用多出其门。范仲淹权开封府,见此绘百官图上乘皇帝并建议限制宰相用人之权,其心也是为国;而后吕夷简对皇帝称其迂腐,不可大用。范仲淹便连上四书讽刺和批评时政,还拿出当年“废后”一事,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。吕夷简便以越权言事将其贬嫡。两人之争看似为国事,实则更似意气之争!”谢枋得略一思索道,想想其二人之争确实算不上君子之争,更像斗气争权。
“君直所言中肯,并无偏倚。但朕以为此次新旧两党之争,大家尚能尊儒崇礼,比较含蓄,因而相争的手段较为平和。至多也就是贬官流放,或刻石立碑扫了对方的颜面。”赵昺笑笑道。
“那陛下以为欧阳修《朋党论》又有何不妥?”小皇帝所言让谢翱也说不出什么,他反问其道。
“此论可以说是将朝争从暗斗,转化为明争,且其对君子之分大有问题。认为,君子行守道义,爱惜名节,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,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。”赵昺说道,“其此所言不错,但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,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,反对者则是小人,并奏请据此进贤退不肖,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,不但使两党之间敌意更深,也使不少置身党争之外的人感到不安,其害不浅啊!”……
又有一次,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《进策》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,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,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。当时,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《字说》一书,王安石高兴地说:“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不足而写,如‘坡’、‘笃’两字,明明是会意,许公竟解作形声。吾以为认为‘坡’者,土之皮也;‘笃’者,以竹鞭马也……”
不过到了徽宗年,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,将苏轼定为大反派,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、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,私藏者论罪。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,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,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,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,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,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。
“陛下,苏、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,相互排斥、相互贬低。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,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,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,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,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。”文天祥听了回答道。
“文相所言不错。在政见方面,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,一代忠臣,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,性命危在旦夕,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,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: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终使得苏轼被释放,免于一死”。谢枋得言道,“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、学问及超人见解、办事果断等,非常佩服,曾称王安石所撰的《英宗实录》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。”
“元丰八年神宗驾崩,哲宗继位,旧党复辟,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,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。次年,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,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,悲愤离世。时年苏轼已回朝,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,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:瑰玮之文,足以藻饰万物;卓绝万物,足以风动四方。”……
“他们尽管政见不同,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,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,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,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,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、相互理解,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,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!”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,表明他们已经和解,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。
“是啊,能在新、旧两党之争中,不畏个人荣辱、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,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。”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。
“文相少饮一些,勿要再说前朝之事!”谢翱听了吃了一惊,这打击面太大了,尤其是皇帝还在跟前,说出这种话来大为不妥,急忙按下他的酒杯轻声道。
“为何不让吾言?吾说的不对吗?”文天祥拨开谢翱的手道。
“陛下,文相醉了,还请勿怪!”谢翱赶紧向皇帝施礼道。
“朕以为文相所言不错,正是这些君子毁了大宋,造成今日之局面!”赵昺将酒杯一顿道。
“陛下……”小皇帝的话如此激进,让众人都觉的不可思议,甚至是不可思议,文天祥的酒好像都醒了,惊讶道。
“陛下,当年除了苏、王二人外,参与其中的司马光、范仲淹以及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皆是名家,人人皆可称为君子,陛下一言概之恐为不妥!”谢枋得正色道。
“君直先生,今日席上之言权作私下之言,即不涉及朝政,也非意气之争,只做观点之辩,下了此船朕便皆不认帐,诸君所言朕也从未听说过,这也算君子之约吧!”赵昺想想言道,然后将杯中酒喝尽,杯子掷于江中,以示自己所言非虚。
“好,就依陛下之意!”其他三人听了相互看看齐声道,也学着陛下的样子将酒喝尽,杯子掷于江中。
“朕以为我朝朝堂之乱应是起于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,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;进而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,亦有了朋党之说,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,导致朝中两党分庭抗礼;而后的熙宁变法,新旧两党争斗达到高潮,朝政不断,至此朝野再无宁日。其中又有谁可称为君子之党呢?”赵昺反问道。
“陛下所言不虚,彼时吕夷简为相,其久居中书二十年,其当朝日久,权势太重,官员任用多出其门。范仲淹权开封府,见此绘百官图上乘皇帝并建议限制宰相用人之权,其心也是为国;而后吕夷简对皇帝称其迂腐,不可大用。范仲淹便连上四书讽刺和批评时政,还拿出当年“废后”一事,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。吕夷简便以越权言事将其贬嫡。两人之争看似为国事,实则更似意气之争!”谢枋得略一思索道,想想其二人之争确实算不上君子之争,更像斗气争权。
“君直所言中肯,并无偏倚。但朕以为此次新旧两党之争,大家尚能尊儒崇礼,比较含蓄,因而相争的手段较为平和。至多也就是贬官流放,或刻石立碑扫了对方的颜面。”赵昺笑笑道。
“那陛下以为欧阳修《朋党论》又有何不妥?”小皇帝所言让谢翱也说不出什么,他反问其道。
“此论可以说是将朝争从暗斗,转化为明争,且其对君子之分大有问题。认为,君子行守道义,爱惜名节,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,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。”赵昺说道,“其此所言不错,但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,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,反对者则是小人,并奏请据此进贤退不肖,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,不但使两党之间敌意更深,也使不少置身党争之外的人感到不安,其害不浅啊!”……